进入20世纪三十年代，迎来了国产电影的第一次繁荣，喜剧电影逐渐由滑稽短片发展到喜剧长片，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了多元化的讽刺风格喜剧。
国产电影的第一次繁荣与讽刺喜剧电影风格的探索在这一阶段，仍有部分喜剧片依然依赖打闹情节来营造喜剧氛围，如“王先生”系列与“李阿毛”系列。
《王先生》是根据叶浅予漫画改编的喜剧片，影片以上海小市民生活为展现对象，通过荒唐滑稽的情节迎合市民观影阶层，并培育出喜剧明星汤杰。
此后的一系列王先生喜剧片在喜剧动作、噱头设计方面更自然，如《王先生过年》《王先生奇侠传》《王先生的秘密》《王先生生财有道》《王先生到农村去》《王先生吃饭难》等。
尤其是汤杰离开“天一”公司后，由“新时代”公司推出的后续系列，除了滑稽搞笑，更添了一份对社会现状的揭露与讽刺。
沈浮先生曾指出:“喜剧是很不容易搞好的，并且这时代是苦难的时代，大多数人都在那里哭，如果我一个人在那儿笑，或者还引别人做无谓的笑，岂不煞风景。”
“李阿毛”系列就是一个反例，相较于王先生系列少了一份思想深意，仅以“滑稽搞笑”为主，虽迎合了“孤岛”时期观影者寻求暂时解压的心理，但卖座不叫好，单一的滑稽片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当时受众的心理需求。
这一时期的国产喜剧片开始尝试突破这种困境：首先，为数众多的喜剧片开始将电影特技融入传统“打闹”场面，使电影在视觉效果上更有吸引力。
其次，将电影内容对准了平民现实生活，喜剧片的讽刺功能逐渐凸显；同时，喜剧片开始呈现出不同的审美样态，反映了这一时期喜剧片的多元化探索，既有滑稽打闹剧，也有讽刺悲喜剧，还有轻喜剧。
其中尤以悲喜剧为其主要成就，像蔡楚生的《渔光曲》《王老五》，沈浮的《无愁君子》《天作之合》，沈西苓的《十字街头》以及袁牧之的《马路天使》等电影史上的知名影片都属于悲喜剧。
这些作品以喜剧的形式展现了悲剧的内涵，类似于卓别林的“含泪喜剧电影”，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体察与讽刺，形成了一种悲喜交织、笑中含泪的艺术风格，相较于早期的滑稽片风格是一种质的飞跃，是我国喜剧电影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后。这一时期诞生了很多优秀的讽刺喜剧电影，如文华影业公司的《假凤虚凰》、昆仑影业公司的《乌鸦与麻雀》、《三毛流浪记》。
20世纪40年代还出现了一批具有“谐闹喜剧”风格的温情风俗喜剧（如《太太万岁》《哀乐中年》）和商业气息浓厚的市井笑闹剧。
不同于早期滑稽片时期，这一时期的喜剧片在题材方面更加丰富，形式上渐趋完备，思想也日益深刻。
建国初期歌颂喜剧的勃兴喜剧意识与时代情绪是紧密相关的。建国初期，解放的胜利使我们的民族处于高亢的革命激情中，人们的审美追求与革命英雄主义是相吻合的，喜剧意识处于抑制状态。
那时人们审美意识的重心在于追求强烈的喜剧冲突与体现沉重的情感，崇高、庄严是基本的审美形态。
不同于《新局长到来之前》《未完成的喜剧》这类讽刺喜剧，歌颂性喜剧中没有尖锐的社会矛盾，巧合与误会是制造冲突、推动喜剧情节发展的主要方式。
而喜剧的主要人物也由丑角转变为“正面人物”，影片努力从正面人物身上挖掘喜剧性格，营造一种和谐欢快的喜剧情境。
这一时期的喜剧电影与其他文艺作品一样，强调反映现实生活，着重表现新时代的生活新气象。
因此，喜剧电影将目光对准了日常生活领域，注重挖掘与表现普通人身上的喜剧性。与此同时，在“双百”方针的鼓励下，涌现出了一批温和讽刺的喜剧，如：《女理发师》《满意不满意》《大李、小李和老李》《三毛学生意》等。
这些喜剧片在讽刺对象及讽刺力度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或可称之为“大歌颂小讽刺”，这类喜剧电影的喜剧效果也大多依靠“风趣”而不是“滑稽”来获得的，呈现出比较明显的轻喜剧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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